南方马王书画家陈国茂:谁是龙马的传人?
2021-08-22 18:26:02   来源:世界工艺美术网   评论:0 今日点击:

南方马王书画家陈国茂:谁是龙马的传人?
南方马王书画家陈国茂:谁是龙马的传人?
 
陈国茂先生简介:
世界工艺美术网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书法院副院长,中国国画院副院长,台湾两岸文化协会副主席,广西毛体书法家协会副会长,国家一级(军旅)书法家,南方马王书画家。

马在古人眼里就成为神的化身,是能接受天意与人德感应的,是能昭示人间吉凶的神化之物, 在世界观里已经把龙马等同于纯阳的乾,它是刚健、明亮、热烈、升腾的代名词。《易经》中干脆说“乾为马”,它象征着君主,神灵,威严,活力,健康,忠诚等等含义,它几乎成了所有优秀品格精神的代表。
 
在古代,作为图腾的象征,东部“华夷”的图腾为“凤鸟”,而在西部“诸夏”族则以“龙马”为图腾。传说,龙、马均为鲧之化身,而鲧的祖父为黄帝,古谚“黄帝四面”, 即“黄帝神形,四种面目”,就是黄帝后裔顶礼膜拜的四种图腾:龙、马、熊、龟。所以,这“龙马共体”的神形,就是黄帝一族尊崇的图腾,谓之“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之而仙”。因此,马所洋溢的类似龙那样意气风发蓬勃询上的阳刚之气,有效地弥补了古人对龙企盼的缺憾,马遂成了龙在现实感知领域中的替代物,而“龙马精神”就是其二者印证最恰切的写照。中华民族一直自诩“龙的传人”,素以“龙马精神”体现中国人的泱泱气节。
 
由“政治”到“审美”——马勾连起雅俗随着社会发展,马的形象也从单纯的传说延伸到了文学作品当中,其中在《诗经》中,“马”就是兽类中最有代表性动物之一,在《诗经》中马字使用次数达50余次,马部汉字字数以及使用次数也是兽类里最多的。
 
在《诗经》时代,马主要用来驾车,马之驾车主要是用来征战狩猎和一些王事活动。诗中以马驾车的战事共十次,这是马最重要也是最原始的用途。《说文》:“马,怒也,武也。”《后汉书马援传》:“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可见,马在古代与战事紧紧相联。《诗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作者对马的崇拜还表现在对马的反复歌咏和描写上。这主要体现为大量使用形容词来描摹马之外形动作声音神态。通过对马的特征所作的全方位立体式描写,马的高大威猛、强悍善跑的雄姿历历在目,跃然纸上。西周时,由于文化较前发达,人们对马的认知能力大大提高,通过文字描写就使这种崇拜意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同时也表达了周代人以大为美,以强健为美的审美情趣。
 
自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引进大宛的汗血马,马文化主导倾向由政治性向审美性逐渐倾斜。相传汉武帝曾作《天马歌》:“天马徕兮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感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中荒经》曾渲染了汉通西域后这种对马观照视野的扩大与价值偏移。在“以大为美”且神氛浓郁的汉人眼里,“天马”所散发的异域奇诡风光,更使得马意象系统与文化风貌增添了壮丽雄奇之色。
 
魏晋后中原板荡,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浸染加剧。崇尚武功的憧憬又时发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和曹植《白马篇》等咏叹中。也正由于马意象激荡着志士仁人报国御戎、建功立业的热情,其审美价值也就愈益被发现和张扬。曹植《献马表》、傅玄《驰马射赋》、郭璞《马赞》等等,虽间有谈主之辞,总体上仍透出一股昂奋进取的气概,至少反映了马文化积累的丰厚与时人审美感受力的增强。 
 
唐代的马文学更是蔚为大观。文以韩愈《马说》为最,诗有李贺《马诗》23首。前者喊出了怀才不遇之士哀诉不平的最高音,后者则多方面展示了马文化复杂丰富的含蕴。画马之风也为之云起,杜甫就感慨淋演地写了《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杜甫、顾云等曾写过咏韩干画马的诗作。唐阎立本等人也常据此设色,以《八骏图》为题,元棋、杜荀鹤、罗隐等亦纷纷咏叹。另一方面,南北朝时咏马调至此又充实了唐人浑厚、雄浑的壮烈之慨。 有如唐人时发“无人贵骏骨,騄耳空腾骧”之嗟,宋人也每有“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泉”之叹。而千古文人伯乐梦至元代可谓达到高潮。郝经对着当年燕昭王招贤处生慨:“莫言骐骥能千里,只重黄金不重贤”;此类价值失落的凄楚,直至清人龚自珍《骚马行》等仍有序化地抒发:“君不见太行神骥盐车驱,立仗无声三品色。”
 
马文化系统明显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中雅俗两大层次的分野与融合。雅文化中的马,主要体现在抒情性作品中,其意象群里的个体受时代与传统的影响,往往展示着较为稳定的内蕴,这之中原型最初的定调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文学史前期活跃在精英文化中的马文学,六朝至唐后逐渐世俗化而渗人叙事文学之中,而这种历史性的美学流向离不开人们对宝马灵性人情的信奉。马的人性与神性又自然而然地整合汇注,由精英文化哲理意趣而出,连带着胡文化相关因子,富有生机地在世俗领域中生长出多姿多采的花朵来。奔入寻常百姓家——马形器物展现时代丰姿
 
体姿英俊的良马,一贯深受国人的喜爱。在古代中国,马的形象不仅频繁出现在诗词歌赋中,同样也出现于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中,随着时代发展被雕刻成不同的造型的摆件与雕塑,被保存于历史长河中。最早于西周和东周出土的青铜马,形体和甘泉商马相同,并都铸造成四肢伫立的呆板姿态,反映着先秦时期马匹形体特征。惟有从邯郸赵王陵被盗掘出的四匹铜马,呈迈步行走的姿态,似感生动。
 
秦代马的雕塑品,其体貌特征一如先秦时期。这在秦始皇陵陶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按真马比例塑造的陶马中有明确表现。秦始皇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中的铜马,尺寸虽然只有真马1/2大小,制工远较陶马精美,马身躯的肌肉块面表现充分,但是体貌特征仍与陶马相同。陶马和铜马身上分别满涂枣红色和白色,由此或可看出秦时一般马的毛色是枣红色,而皇帝乘驾的名马,则崇贵白色。传秦始皇拥有的骏马中,有白兔、奔电等名称,可能就是体姿俊美的白马。
 
西汉初年有关马的艺术品,造型特征仍与先秦至秦朝时近似,连霍去病墓冢石雕群中的“马踏匈奴”大型石刻中的骏马,也是头大而脖颈粗短的造型,仍旧沿袭着传统的四肢伫立的体姿。西汉武帝时与匈奴连年征战,双方战马损失极大,因此“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为了补足军马的损失,汉武帝一方面扩大养马业,另一方面致力于马种的改良。先是引进乌孙马种,后来知道大宛有汗血善马,竟不惜两度发兵远征,终于夺得大宛种马,乃“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还在都城长安未央宫宦者署的鲁班门前,矗立一匹相马名家东门京主持铸造的青铜骏马——按照最佳良马尺度制作的“马式”,用来作为选择良马的标准,鲁班门也随之改称“金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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